《1587,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》，是这本书的英文名字。作者是旅美明史学家——黄仁宇。因为，这本书最早是用英文撰写，并被美国列为教材。后来，从英文翻译成中文，引入国内以飨读者。这是一本久仰大名的史学著作。易中天评说，原来历史还可以这么写。作者用一种平实的语言，以万历十五年（1587年）为标的，前后叙述明王朝发生的种种故事和人物。这些事情波澜不惊，完完全全的是一段段历史中的碎片。本书用历史的评述，将这些碎片连接起来，将明王朝的政治、军事、文化和经济，展现在我的面前。在西方摆脱中世纪的阴影，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前端之时，在一个明朝极普通的年份，却预示出了王朝的衰落。他，是内阁首辅，算是皇帝的首席秘书。可是，张居正是大政治家，通过与太监的联合，成为了名义上的宰相。宰相，是中国历史上占有很重要位置的官职。明清之前，宰相是政府的代表，皇帝是皇家的代表。宰相有很大的行政权利。在唐代，如果没有宰相的盖章，所有政令都是违法的，是不可以向全国推行的。当然，有时为了照顾皇家的面子，也允许特殊情况的存在。比如，唐中宗可以私下封一些官员，历史上称为“斜封官”，这些官员可以不经过合法审批而上任，但是会遭到同僚们的鄙视。宋朝，虽然发展成了一个效率低下的行政机构，但是也传承了宰相这一职位。所以，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——袁腾飞，说过：他喜欢宋朝，因为是文人和皇帝共通治理国家。而最讨厌明朝，因为在朝堂上，居然可以命令把文官活活打死，简直是一群混蛋。到了明朝，朱元璋杀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宰相——胡惟庸，废除了宰相这个位置。于是，这一刻，皇帝才真真正正的成为一个国家行政机构的代表，所有大权集于一身。一个国家的命运，基于一人的身上，这使国家无疑陷入一场赌博之中。朱元璋废除相权的直接后果，就是陷入到日理万机的繁忙之中。据说，他为了提醒自己，身上贴着写满政务的条子。显然，朱元璋高估了他后世子孙的精力和能力。面对祖上制定，而且是无法更改的职业规划，明朝皇帝看来有两种选择：一个是日理万机，一个是消极避世。值得说的是，内阁作为皇帝的秘书，把全国的奏章整理好，先呈送给皇城内的太监，太监再呈送给皇帝批阅。太监，在明朝是一支独特的政治力量。他们是皇帝的耳目和亲信，掌握着特务机关——东、西厂。皇宫内部还有类似于翰林院，教授和培训太监的机构，甚至可以享受着与高级文官一样的待遇。可是，问题就来了。如果皇帝不想勤政，指着桌案的奏章，对太监说：你们看着批改吧！于是，太监就被赋予了无冕之王的权利，所以明朝后期出现了魏忠贤这样揽权的宦官。所幸，张居正笼络的太监——冯保，也算是个有政治建树的宦官。他在皇城内部，帮助着张居正的改革。而当时年幼的万历皇帝，所要做的就是，在冯保的指导下，把写有张居正意见的纸条，照抄在奏章之上，发送全国。这是历史上称为的“条旨”。张居正的改革必然触动一些人的利益，也必然会遭受到别人的非议。钱穆先生在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中，就这样描述：
你不是宰相，不是大臣，不该管我们的事。不该管的事而管，不该揽的权而揽，此是权臣，非大臣。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，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。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。在中国传统制度下，宰相无事不该问，无权不该把。他不问事，不当权，是失职，是无能。并非宰相，而问事揽权，是奸臣，是权臣。权臣弄权，这是违反国法的，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。
所以，张居正死后，立刻就遭受到了政治上的清算，其中也涉及到他的“朋党”，以及那位帮助他的太监——冯保。国家的制度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一个人，英雄主义式的，自我牺牲似的投入改革，没有系统性的筹划和实施，可能未必能更达到很好的效果。张居正，曾说过一句偈语：加入火聚，得清凉门。意思是一当自己把名誉的全毁置之度外，就如同在烈火之中找到了清凉的门径。读来令人扼腕叹息。文官集团以“四书”为根本，朱子理学为纲领，通过科举中的八股文，走到了明朝的权利中心。他们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，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。虽然皇帝早已是政府的代表，拥有绝对的权利。但是，面对这一庞大的文官集团，他显示的是更多的无可奈何。万历皇帝不得不出席各种繁文缛节的仪式，如果稍有不尊的仪表，就会官员呈上奏章进行申斥。万历皇帝想演练军队，就会有官员上奏，不可养成暴戾的习气。万历皇帝想多出皇城走走，就会有官员上奏，皇帝不可嬉游。当然，万历皇帝可以选择几个好事的官员，执行廷杖。但毕竟是法不责众。而且，这一群以“四书”为根本的文官，以进诤言为荣，如果受到了皇帝的责罚，那么大大增加了成为史书中忠臣的可能。面对这样的文官集团，万历皇帝是彻底无语了。所以，他选择了不妥协。不过，他这招比较狠，躲在皇宫中不见群臣，连早朝都不上了。面对同样的文官集团，张居正选择了不妥协，通过自己的强权，改革文官集团。在他突然辞世之后，文官集团对他的政治遗产进行了清算。面对同样的文官集团，海瑞选择了不妥协。一身正气，清廉公正，死后连下葬的钱都不够。有句话叫，苍蝇专叮无缝之蛋。海瑞，洽洽是明朝少有的无缝之蛋。据说，海瑞在嘉靖朝做官时，向皇帝进诤谏，气得皇帝说：“不要让他跑了”。旁边的宦官说：“陛下息怒，此人素有痴名，据说他在上疏的时候，已经遣散了家仆，买好了一口棺材”。皇帝听罢，苦苦一笑，无可奈何。光脚不怕穿鞋的，文官集团对于这样的人，只能束之高阁。面对同样的文官集团，申时行，张居正的继任者，内阁首辅，选择了妥协。因为他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，努力的在文官集团和皇帝中当好好先生。比如，他看的为官有阴有阳。阳，为明面上的道德标准。阴，为个人的私利。所以，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，他进行提出要“阴阳调和”，对于某些事要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面对同样的文官集团，戚继光选择了妥协。他，在南方，抗击倭寇，去的辉煌的战果。后来调任北方，整顿北方的防务，没有选择过为激进的政策，而是选择让国防力量中最好的和最差的，不知相差太远的政策，赢得文官集团的支持。他，相对于武将中，能著一手好文章，也赢得了文官集团的另眼相待。面对如此庞大的文官集团，对于明朝来说，妥协与不妥协，确实是个问题。但是，如果为了实现出发点是好的目标，而在过程中采取妥协的手段，这也许是政治游戏的有趣之处。海瑞，是一个清官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《万历十五年》，介绍了他的另外一面。海瑞就职南直隶巡抚，到苏州做官，必然带来了崭新的官场风气。以致于，当地官员不愿意见这位古怪的上司，纷纷申请调离。当地富豪把门漆刷成黑色，以示低调。海瑞当时着重要解决，农民借贷的问题。农民想富豪借高利贷以维持生产，但高额的利息又使农民不堪重负。这是一个涉及到产权和经济的重要问题。而当时的明朝，道德标准胜于法律，并且当时的法律，也没有涉及到类似于西方经济权利的法律条文。并且涉及到土地划分、口头约定等复杂的情况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海瑞的做法是以自己个人的道德标准作为评判的依据，并且没有成立一个相关的机构去评判这些案件。以一己之见，孤军奋斗。有官员参奏他，说他是：“志大才疏”。以及在《万历十五年》最后提到的哲学家——李贽，也评说海瑞是“可以做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”，可以作为个道德模范，却不能堪当大任。政治，是一个复杂的游戏。有德有才的人物，是我们期望和渴求的。但是往往，历史的现实充斥着，无德有才和 有德无才，甚至是无德无才的人物。也许正应了那句话：“一个好的制度，可以使坏人办好事；一个坏的制度，可以使好人办坏事”。1587年，万历十五年，这是明王朝最普通的一年。普通到这个王朝，依靠着来自各方面的惯性一直在运转下去。后来白山黑水的骑兵，彻底使这个王朝停止了下来。这种惯性，也许是《万历十五年》的作者想告诉我们的吧！我只分享构建【知识体系】和【思考框架】的书籍和知识！以及关于读书的一切问题！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（李宽wideplum）：《万历十五年》：一个帝国的惯性
